頗具知名度的建築師藍道夫，對於來探望自己因殺人案入獄的父親，始終感到不自在。父親從藍道夫小時候開始，就不掩飾自己熱愛收藏槍枝的嗜好，也曾經試圖將他培養成射擊高手。但熱愛和平、厭惡暴力的藍道夫卻極端排斥，導致他與父親漸行漸遠、終至陌路，雖然他仍時常回想起小時候想更親近父親的期望，卻也忘不了父親對自己的失望、以及自己怨恨父親崇尚暴力所帶給全家人的恐懼。長大成家後的藍道夫，與妻子瑞貝卡及一雙兒女和樂地一起生活，與一般的中產階級家庭無異。直到他們搬進新買的房子，住在地下室的迪特.提貝瑞歐斯，一開始釋出善意友好往來，漸漸卻開始對瑞貝卡表達愛意，並且惡意指控這對夫妻性虐待自己的孩子。這家人平靜的生活開始籠罩在騷擾和恐懼之下，法律卻對這樣的行為無可奈何，他們該如何保護即將崩壞的生活？
《惡鄰》創造出了一種無孔不入的恐懼環境。住在主角藍道夫家樓下的迪特，從頭到尾都沒有真正做出傷害人的行為，卻在他們夫妻心中種入了恐懼的種子，他的窺視、書信、挑釁、指控，只需要不時地澆澆水、放放肥，恐懼就這樣生氣蓬勃地茁壯長大了。
藍道夫從小就抗拒暴力，對於父親喜愛槍枝的行為極端反感，潛意識卻又仍是個亟欲跟父親親近的男孩，他就在這樣的拉鋸情緒中長大，父親因為對他放棄射擊的失望，而躲回自己築起的堡壘中，因此藍道夫始終埋怨父親在他的成長過程中缺席了。直到他也成為了父親，沒意識到自己正在複製父親抽離家庭生活的模式，直到在惡鄰居的騷擾與威脅下，感受到極端的害怕與無力：威脅就在眼前，自己卻無能為力。他突然可以理解父親的恐懼了，原來持有槍枝是父親自我保護、不致被無力感壓垮的方式。
在作者Dirk Kurbjuweit筆下，藍道夫成了那群他自述「中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享受優渥有品質的生活方式，祈禱他人為自己解決麻煩，面對問題選擇獨善其身，可以在美好假象下安穩生活。這樣的小世界在外來刺激下，產生了崩解的威脅，卻也讓他們一家人變得更團結，這變化本身是種諷刺、也是種省思。
這樣一個（群）不願意弄髒手、自視為有教養的優秀份子（民族），期望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去解決一切問題，不屑一切粗暴的行為與思想，更抗拒評估血液中是否流有崇尚暴力的邪惡DNA，因此堅信只要向著反方向走就對了。但這一切堅持，在自身與家人的財產及安危受到威脅的時候，是否會開始退守？對法律制度的信任崩解、對國家體制的失望，轉而決定依靠自己，似乎是這時最佳的選擇了。
這麼熱愛和平抗拒暴力的藍道夫，卻越過了那條堅持和平拒絕暴力的界線。我們目睹恐懼扭曲了我們的心靈，催促我們跨過臨界點，就算明知對方的行為罪不致死，卻會因為擔心自身受到威脅、而無法無視對方的存在。
《惡鄰》循序漸進地描寫人心從崇尚和平、抵制暴力，到接受暴力成為一個選項的過程，轉變來得如此合情合理。主角在面對現實的過程中，也不斷回溯父親給自己成長過程帶來的影響。他始終在抗拒跟父親「崇尚暴力」的行為掛勾，也不肯承認自己會受到父親的影響，卻在這次對抗惡鄰居的過程中，逐漸面對所謂傳承這件事，不管是相似、或是故意抗拒逃離，不管下一代想變成上一代，或是不想變成上一代，前人都不可避免地有極大的影響力，無法完全切割，這樣的心態也能間接映射到當代德國人看待過去歷史包袱的複雜情緒。
「我們應該搬家嗎?」我問。我們先前討論過這個辦法，後來也斷然否決。這個方法顯然可以徹底甩開這頭怪物，但是我們都認為不能屈服，我們才是對的那方，完全不想屈服於不公不義的另一方。我們喜歡這間公寓，這是我們的家，我們的中產階級堡壘、老年的保障。 我們兩週前便討論過，但是現在更絕望。我想一走了之，妻子不肯。
「不可以，」她說，「如果有人該走，也該是我們下面那個 。」--P.151
對我來說，終結這局面的最好方式，首先可能是選擇「離開」。但如果牽涉到「放棄家園」這樣的問題，答案還是那麼堅定嗎？由於藍道夫並未堅持，也未能說服妻子搬離這個地方，寧願讓事情演變成他最反感的暴力解決，我無法不猜想，這故事也許不光是表面在講述一個家庭面對一個懷有惡意的鄰居脅迫事件，是否有可能同時隱喻了中產階級對於下等階層入侵與威脅生命財產的恐慌、甚至暗自反省批判了近年來異常蓬勃的極右派民粹思想。瑞貝卡在極端憤怒與恐慌之下，脫口而出「我們下面那個」（原文讓她使用了Untermensch這個字眼，意思是劣等人種，在納粹時代主要用來指稱猶太人、吉普賽人與斯拉夫人之語詞）的時候，藍道夫第一時間也心慌地暗自為妻子辯解成「樓下那個人」，很難讓人不聯想到社會群體對「劣等人種」（在近年可能直接聯想到外來的移民、難民群）的恐懼與排斥。
我常問自己，結束迪特.提貝瑞歐斯的生命究竟對不對。這不是小事，我不會等閒視之，只是這些想法折磨著我。他從未攻擊我們，也許我們可以繼續忍耐度日，等待他受夠瑞貝卡的爆走情緒。但是他真的有厭煩的一天嗎？我們永遠都無法擺脫恐懼，因為我們不知道迪特.提貝瑞歐斯究竟打什麼算盤。每當這番沉思過後，我從不教訓自己是非對錯，迪特.提貝瑞歐斯的死讓我良心過意不去，但是我也無法想像繼續與他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最令我放不下的是他只用言語攻擊我們，從未有實際的暴力行為，他凌遲我們的心，卻未加害我們的身體，他只是用複雜的文化工具— 也就是詩，雖然寫得很差— 攻擊我的家庭。到頭來，我們才是野蠻人。--P.231
無所不在的恐懼（而非暴力、衝突）正是導致這齣死亡悲劇的直接原因。因為恐懼自身或家人受到傷害、現有的生活被剝奪，而逐漸失去理性自制力，轉而訴求私法正義，透過《惡鄰》的描寫，我們幾乎已對這家人產生了同理心，但是這選擇帶來的究竟是否是好結果，則必須由你自己來判斷。作者也許並沒有要給我們一個答案，而是描寫出這種情況，讓我們注意到，每個人都可能在各種情況下走到底線前。
--下文有結局雷，請慎入--
法律沒有任何漏洞，一定要賞罰分明，所有規定都有絕對權威。任何例外都有損法治。然而法律不會永久流放犯人，只會加以懲罰：犯人一旦服完刑期就能出獄。但是我沒有那個選擇，因為我沒受到懲罰，沒負起責任。所以我永遠無法卸下重擔，這輩子都只能忍受殘酷又可恥的罪惡感糾纏。--P.240
為什麼父親不直接槍殺迪特.提貝瑞歐斯，而要帶著槍來交給藍道夫執行呢？因為這始終是藍道夫的事，父親知道，不管他是否介入，藍道夫都會、也必須要自己處理，因此他對自己兒子最大的愛，就是挺身而出承認行凶。而藍道夫也理解了，自己期望父親出手，便是在推卸自己應該負起的人生責任。在恐懼的威脅下，訴諸暴力自保的想法彷彿合理，可是我們仍須面對，生命在眼前消逝的重量，會壓在心上沉甸甸一輩子。我想，不管在哪一層次的主題上，《惡鄰》都沒有要給我們一個未來行事決策的明燈，或告訴我們怎樣才是正確的選擇，而是客觀地描寫出，走到這個困局時的真實人性反應，我們該想的是--「那是否是我最真誠面對自己的選擇？」而後，正視越過道德紅線的後果，並用一輩子承擔。
因為，「我有選擇，那是我的決定。」 --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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